子馥

WHY DID HE DO IT? （翻译自《拜伦的战争》）

【这篇可以算是作者Roderick Beaton对前半本《拜伦的战争》的一个总结，我很喜欢这一节，于是就翻译了一下安利给大家。反正也是翻着玩的，大家随便看看就好。一些原文就没有读得太懂的部分，我在括号里加了原文。如果哪里翻译得有问题也欢迎大家斧正！】

WHY DID HE DO IT？
（Roderick Beaton Byron’s War ）


那几个月，拜伦的书信里都燃烧着的兴奋。它们无不传达出了拜伦的踌躇不决，然而又显露出某种不可避免的献身的端倪。但是它们未曾解释他更深层次的动机。为什么他要参与这一切？
无论是当时还是之后，对此的猜测层出不穷，有些企图从拜伦身上寻找答案。他对自己在热内亚的生活感到厌倦了。过早的衰老使他对生理上的衰败表现出担忧，而他从追求暴力的死亡中寻找到了出路。他一直有一种预感：他会死在希腊。他向往行动。他渴求荣耀。他热爱自由（他是这么对布莱辛顿夫人说的，再者说，谁会怀疑这一点？）。他希望再次拜访他青年时期的那段禁忌的性爱之旅（或许甚至借此重新汲取那时的青春活力）。他一直想效法他心中的英雄拿破仑，而现在，机会就在眼前。特里劳尼甚至认为他此行是为了为他的残疾“向自然复仇”。
有一件事，对于认识他的人来说是毋庸置疑的：他并不是为了希腊人而去的希腊。在他离开热内亚之前，拜伦已经可以“冷静地谈论那些他将为之牺牲的人民的一无是处”。他的这个态度使布莱辛顿夫人十分困惑，对其他听见他这么说的人也一样。当他抵达希腊以后，他甚至变得更加悲观。许多爱希腊者在他们回来的时候也会这样谈论，但从没有人在启程之时就已经抱有这样的态度。拜伦已经拜访过希腊了。不像那些爱希腊者，他并不指望在那些古老的残垣断壁间找到书本上的英雄们的身影。
更令人诧异的要数他对待那些古代英雄们的态度了，那些“光荣的存在，我们几乎不能忝列其族” ，如雪莱在《希腊》的前言中所写。尽管他在《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第二诗章中写到过这个主题，拜伦告诉布莱辛顿夫人“那些老古董对他而言没有任何吸引力；不仅如此，据他的了解，他不相信他们有什么振奋人心的力量”。而这个观点，在以后的数月中，他也会多次向别人阐述。
现在拜伦已经开始接受威廉·米特福德在《希腊史》中对于古希腊的观点了。这五卷书和他一同乘海克勒斯号远行。与将古典希腊文明理想化相去甚远，米特福德将他的读者的注意力引向“海盗式的、与偷窃和谋杀相类似的小规模战争，古希腊人无时无刻不在进行这些小打小闹，并且他们对此严重上瘾”。在航行过程中，这样的段落一直萦绕在拜伦的脑海中，包括他将此告诉特里劳尼的时候，“希腊人在回归野蛮；米特福德说他们从来都是这副德性”。米特福德对他而言就是权威。不过这个观点在他第一次去雅典拜访霍布豪斯时就已经有所耳闻了。
如果不是为了希腊人，他又为什么去呢？“也许”，布莱辛顿夫人猜想，“拜伦希望告诉世人他去希腊的动因里原则胜于情感。”几个月后，在伊萨卡岛，他向一名英国律师坦言，“他所扮演的更多是一位思辨之旅中的主角，拥护他自己认为的光荣的原则，而非被激情或是崇拜这类个人色彩过于浓厚的原因所驱使。”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听上去非常正确。但拜伦并不是那种容易被引领的人，光有某种抽象原则并不能满足他，无论那种原则是如何的“荣光粼粼”。情感肯定参与了他的决策。事实是，他很可能自己也不清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一些他在事后所做出的解释，听上去却像是在试图向自己解释自己。
拜伦去希腊的决定是他整个诗人生涯的终结。之所以说是终结，是因为从他离开热内亚的那一刻起，他的写作生涯就已经结束了。就算他在离开之前仍然在构想着自己的未来，但现实是之后他几乎没过写几句诗。他带上了他刚刚开了个头的《唐璜》第十七诗章（这章诗最后在迈索隆吉（Missolonghi）他的遗物里被找到）。他再也没有碰过这首诗。至于戏剧《畸形转变》（The Deformed Transformed），他将它送往英国出版的时候，该剧仍处于未完成状态。“我并不觉得我可以完成它了”，他在三月二十一日写信给约翰·亨特（当时是他的出版商）。他的确没有完成它，他也不再需要完成它了。转变真的发生在了现实生活里，而这些（作品的未完成）也是转变的一部分。拜伦在意大利写的最后一篇诗作是他在临行前一个月开始动笔的一个残篇，并很快被他丢置一旁。它以此开头：
逝者已醒——能我独眠？
（The Dead have been awaken – shall I sleep?）
但这也是一个终点。现在将拜伦推向希腊的那个动力，从他和雪莱夫妇一同度过的1816年的那个“弗兰肯斯坦”夏天就已经开始形成了。那时，借她小说里的人物之口，玛丽写道，“那些对我们未来的命运产生深远影响的大事常常根植于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这句话在小说印刷之前就已经被删除了。这句话对于包括《弗兰肯斯坦》的撰写在内的真实生活来说，简直一语中的。不起眼与意外可以使那个动力指向任意一个可能的方向。拜伦将去希腊的这个结论也并非板上钉钉。那些年，那个动力往往指向一个迥然不同的方向。不过，意外与微不足道的小事参与进了抉择，促使拜伦最终选择了希腊。这个动力总得指向什么地方。
也有其他的因素对这个选择构成了影响。这是拜伦对抗速朽的战争，这在他完成《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第二诗章时就已经宣布了。那首诗里有他早年的雄心——只是日后被他的“土耳其故事”的成功所掩盖了——他要自己傲立于这个行动与政治的世界。那里有充溢了他自己的生命和政治声誉的“拜伦式”英雄的唯我论反抗。之后，他也产生过犹疑、无法全心投入，以及对锁住自己的叛逆本能，将其解释为普通的政治目的的尝试。拜伦仅仅在不久之前，在雪莱逝世后的余波中，方才能够清楚地表达出更加精细的、可以被称作政治的态度：反对暴君和“一切/与思想为敌者”。那个一直在背景处若隐若现但从未被持续拥护的新生原因，民族，仍然是一个有待完善的某种集体自由的政治概念。它的诞生将需要一个“新一代人类的新普罗米修斯”正如他在1819年在《但丁预言》（The Prophecy of Dante）中写到的那样。当玛丽小说里的“现代普罗米修斯”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失败后，他，拜伦，将使整个民族重获新生。
拜伦不可能相信关于希腊复兴的空谈，因为在行动中现代希腊“逝者已醒”。（Byron can never literally have believed the rhetoric of the Greek rivival, that in the actions of the morden Greeks‘The Dead have been awaken.’）但是希腊，不像北美或南美洲，抑或是西班牙，它的确将自己贷放给了这个空谈。并不是希腊复兴打动了他，也不是——就像他在1810年在雅典卫城所思考过的那样——任何已逝之物的复兴。一切的缘由，追根溯源，应该是基督徒的通过牺牲而换取的救赎，这个超越死亡的最终胜利——唯一的不同是拜伦的胜利存在于真实可视的世界，而非死后。
更重要的是雪莱的影响。二位诗人的关系——大多数时候是互相理解，但是冲突也并非少见——唤发了拜伦内心一些难以被别人激起的东西，至少是难以被他年轻时理想男性美的象征，剑桥的唱诗班男孩约翰·艾德思顿或者他在雅典与吉劳德一同体验到的性自由所能激起的。雪莱的出现和他的璀璨光芒使拜伦相信，尽管只有那么一瞬，“善不只是空话，幸福不只是梦想”（That goodness is no name, and happiness no dream）。在克拉朗，日内瓦湖畔，他深受这位年轻人柏拉图式的博爱的影响。年复一年，这位雄辩的“蛇”已经成为了他的良知，转化了这位《圣经》中的魔鬼。如果拜伦是“撒旦式的”堕天使，雪莱便是他一直否认的存在于他内心深处及他的许多作品中的良善之声。然而当雪莱还在世的时候，他的说服力也有它们的局限性。真正使拜伦转向他本永不可能做出的奉献的是雪莱的死。拜伦的战争——在它的最后一程——将成为他对雪莱所带给他的一切的颂词。
拜伦于1823年的六月之夜出发前往希腊，这在本质上是浪漫主义诗歌向政治的转换。这不再是他在意大利时的“政治的诗歌”——那不过是游戏——，现在占据他的生命的是浪漫主义诗歌中固有的政治性，还有雪莱的遗产，以及许多其他事体：行动中的浪漫主义，“文字”最终将成为“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