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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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感觉并没有人会看,但还是发一下吧……
《拜伦的战争》里的SHELLEY'S GHOST 一节

WHY DID HE DO IT? (翻译自《拜伦的战争》)

【这篇可以算是作者Roderick Beaton对前半本《拜伦的战争》的一个总结,我很喜欢这一节,于是就翻译了一下安利给大家。反正也是翻着玩的,大家随便看看就好。一些原文就没有读得太懂的部分,我在括号里加了原文。如果哪里翻译得有问题也欢迎大家斧正!】

WHY DID HE DO IT?
(Roderick Beaton Byron’s War )


那几个月,拜伦的书信里都燃烧着的兴奋。它们无不传达出了拜伦的踌躇不决,然而又显露出某种不可避免的献身的端倪。但是它们未曾解释他更深层次的动机。为什么他要参与这一切?
无论是当时还是之后,对此的猜测层出不穷,有些企图从拜伦身上寻找答案。他对自己在热内亚的生活感到厌倦了。过早的衰老使他对生理上的衰败表现出担忧,而他从追求暴力的死亡中寻找到了出路。他一直有一种预感:他会死在希腊。他向往行动。他渴求荣耀。他热爱自由(他是这么对布莱辛顿夫人说的,再者说,谁会怀疑这一点?)。他希望再次拜访他青年时期的那段禁忌的性爱之旅(或许甚至借此重新汲取那时的青春活力)。他一直想效法他心中的英雄拿破仑,而现在,机会就在眼前。特里劳尼甚至认为他此行是为了为他的残疾“向自然复仇”。
有一件事,对于认识他的人来说是毋庸置疑的:他并不是为了希腊人而去的希腊。在他离开热内亚之前,拜伦已经可以“冷静地谈论那些他将为之牺牲的人民的一无是处”。他的这个态度使布莱辛顿夫人十分困惑,对其他听见他这么说的人也一样。当他抵达希腊以后,他甚至变得更加悲观。许多爱希腊者在他们回来的时候也会这样谈论,但从没有人在启程之时就已经抱有这样的态度。拜伦已经拜访过希腊了。不像那些爱希腊者,他并不指望在那些古老的残垣断壁间找到书本上的英雄们的身影。
更令人诧异的要数他对待那些古代英雄们的态度了,那些“光荣的存在,我们几乎不能忝列其族” ,如雪莱在《希腊》的前言中所写。尽管他在《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第二诗章中写到过这个主题,拜伦告诉布莱辛顿夫人“那些老古董对他而言没有任何吸引力;不仅如此,据他的了解,他不相信他们有什么振奋人心的力量”。而这个观点,在以后的数月中,他也会多次向别人阐述。
现在拜伦已经开始接受威廉·米特福德在《希腊史》中对于古希腊的观点了。这五卷书和他一同乘海克勒斯号远行。与将古典希腊文明理想化相去甚远,米特福德将他的读者的注意力引向“海盗式的、与偷窃和谋杀相类似的小规模战争,古希腊人无时无刻不在进行这些小打小闹,并且他们对此严重上瘾”。在航行过程中,这样的段落一直萦绕在拜伦的脑海中,包括他将此告诉特里劳尼的时候,“希腊人在回归野蛮;米特福德说他们从来都是这副德性”。米特福德对他而言就是权威。不过这个观点在他第一次去雅典拜访霍布豪斯时就已经有所耳闻了。
如果不是为了希腊人,他又为什么去呢?“也许”,布莱辛顿夫人猜想,“拜伦希望告诉世人他去希腊的动因里原则胜于情感。”几个月后,在伊萨卡岛,他向一名英国律师坦言,“他所扮演的更多是一位思辨之旅中的主角,拥护他自己认为的光荣的原则,而非被激情或是崇拜这类个人色彩过于浓厚的原因所驱使。”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听上去非常正确。但拜伦并不是那种容易被引领的人,光有某种抽象原则并不能满足他,无论那种原则是如何的“荣光粼粼”。情感肯定参与了他的决策。事实是,他很可能自己也不清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一些他在事后所做出的解释,听上去却像是在试图向自己解释自己。
拜伦去希腊的决定是他整个诗人生涯的终结。之所以说是终结,是因为从他离开热内亚的那一刻起,他的写作生涯就已经结束了。就算他在离开之前仍然在构想着自己的未来,但现实是之后他几乎没过写几句诗。他带上了他刚刚开了个头的《唐璜》第十七诗章(这章诗最后在迈索隆吉(Missolonghi)他的遗物里被找到)。他再也没有碰过这首诗。至于戏剧《畸形转变》(The Deformed Transformed),他将它送往英国出版的时候,该剧仍处于未完成状态。“我并不觉得我可以完成它了”,他在三月二十一日写信给约翰·亨特(当时是他的出版商)。他的确没有完成它,他也不再需要完成它了。转变真的发生在了现实生活里,而这些(作品的未完成)也是转变的一部分。拜伦在意大利写的最后一篇诗作是他在临行前一个月开始动笔的一个残篇,并很快被他丢置一旁。它以此开头:
逝者已醒——能我独眠?
(The Dead have been awaken – shall I sleep?)
但这也是一个终点。现在将拜伦推向希腊的那个动力,从他和雪莱夫妇一同度过的1816年的那个“弗兰肯斯坦”夏天就已经开始形成了。那时,借她小说里的人物之口,玛丽写道,“那些对我们未来的命运产生深远影响的大事常常根植于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这句话在小说印刷之前就已经被删除了。这句话对于包括《弗兰肯斯坦》的撰写在内的真实生活来说,简直一语中的。不起眼与意外可以使那个动力指向任意一个可能的方向。拜伦将去希腊的这个结论也并非板上钉钉。那些年,那个动力往往指向一个迥然不同的方向。不过,意外与微不足道的小事参与进了抉择,促使拜伦最终选择了希腊。这个动力总得指向什么地方。
也有其他的因素对这个选择构成了影响。这是拜伦对抗速朽的战争,这在他完成《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第二诗章时就已经宣布了。那首诗里有他早年的雄心——只是日后被他的“土耳其故事”的成功所掩盖了——他要自己傲立于这个行动与政治的世界。那里有充溢了他自己的生命和政治声誉的“拜伦式”英雄的唯我论反抗。之后,他也产生过犹疑、无法全心投入,以及对锁住自己的叛逆本能,将其解释为普通的政治目的的尝试。拜伦仅仅在不久之前,在雪莱逝世后的余波中,方才能够清楚地表达出更加精细的、可以被称作政治的态度:反对暴君和“一切/与思想为敌者”。那个一直在背景处若隐若现但从未被持续拥护的新生原因,民族,仍然是一个有待完善的某种集体自由的政治概念。它的诞生将需要一个“新一代人类的新普罗米修斯”正如他在1819年在《但丁预言》(The Prophecy of Dante)中写到的那样。当玛丽小说里的“现代普罗米修斯”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失败后,他,拜伦,将使整个民族重获新生。
拜伦不可能相信关于希腊复兴的空谈,因为在行动中现代希腊“逝者已醒”。(Byron can never literally have believed the rhetoric of the Greek rivival, that in the actions of the morden Greeks‘The Dead have been awaken.’)但是希腊,不像北美或南美洲,抑或是西班牙,它的确将自己贷放给了这个空谈。并不是希腊复兴打动了他,也不是——就像他在1810年在雅典卫城所思考过的那样——任何已逝之物的复兴。一切的缘由,追根溯源,应该是基督徒的通过牺牲而换取的救赎,这个超越死亡的最终胜利——唯一的不同是拜伦的胜利存在于真实可视的世界,而非死后。
更重要的是雪莱的影响。二位诗人的关系——大多数时候是互相理解,但是冲突也并非少见——唤发了拜伦内心一些难以被别人激起的东西,至少是难以被他年轻时理想男性美的象征,剑桥的唱诗班男孩约翰·艾德思顿或者他在雅典与吉劳德一同体验到的性自由所能激起的。雪莱的出现和他的璀璨光芒使拜伦相信,尽管只有那么一瞬,“善不只是空话,幸福不只是梦想”(That goodness is no name, and happiness no dream)。在克拉朗,日内瓦湖畔,他深受这位年轻人柏拉图式的博爱的影响。年复一年,这位雄辩的“蛇”已经成为了他的良知,转化了这位《圣经》中的魔鬼。如果拜伦是“撒旦式的”堕天使,雪莱便是他一直否认的存在于他内心深处及他的许多作品中的良善之声。然而当雪莱还在世的时候,他的说服力也有它们的局限性。真正使拜伦转向他本永不可能做出的奉献的是雪莱的死。拜伦的战争——在它的最后一程——将成为他对雪莱所带给他的一切的颂词。
拜伦于1823年的六月之夜出发前往希腊,这在本质上是浪漫主义诗歌向政治的转换。这不再是他在意大利时的“政治的诗歌”——那不过是游戏——,现在占据他的生命的是浪漫主义诗歌中固有的政治性,还有雪莱的遗产,以及许多其他事体:行动中的浪漫主义,“文字”最终将成为“实在”。


俄耳甫斯


“睡神跟他的孪生兄弟死神也住在幽冥世界。
梦神也从冥界上来,进入人心。
梦神必须通过两道门,才能到人间。
若通过角状门,人的梦就会成真;
若通过象牙门,人的梦就会落空。”

拿大英博物馆希腊馆里的阿波罗大头瞎设计……Enjolras does not care about your lonely soul 🙄

归去来 终章

那时我十岁,父母给我请了家庭教师,教我几何和法文。我从来不爱上家教课,他总是将同一个内容重复一整个星期。我玄乎在他喋喋不休的时候,望着窗外的花园发呆。自然教会我的,比书本上的数字与文法多多了。而且我小的时候格外聪明,学得非常之快。终于有一天,我受不了那个家庭教师枯燥而没有起伏的语调,在清晨五点离家去了郊外的田野上。
我从来没有去过郊外。我的父母都是富有的资产阶级,他们希望我有教养、优雅、讨人欢喜。他们禁止我在花园里打滚。我很小就学会了拉丁文和希伯来文。可是我向往树林、田野和四处奔跑的动物。当我下到地下图书馆的时候,那种湿润冰冷的气味使我联想到森林深处的小溪。我在童话书上看到过金色的稻田和呆傻的稻草人。我甚至羡慕那个稻草人。他带着帽子,肩上站着乌鸦。我和他一样呆傻——我们所有人都是——但是他拥有那片稻田,我什么都没有。我们家后面倒是爬着葡萄藤,然而它们只是用来观赏的,和宠物一样。我不喜欢宠物这个概念,就像我不喜欢“贵族”;虚弱,一事无成。
我记不得我是怎么到的郊外了。也许我的上衣口袋里装着一些零花钱;或者我当时什么也不明白,只会一路向前,结果迷了路,闯进了那片田野。那里没有长稻草,而是杂乱地长着野燕麦,蛮横恣肆,大概已经荒芜很久了。
太阳开始照耀这片田野。田野之上蒸腾起一层雾气,被野燕麦丛映成灰绿色。我四处奔跑,跌倒,爬起来继续跑——我太兴奋了,浑身都是泥土。草、泥和水混在一起的味道,成了我心中自由的气味。
我跑累了,就坐在一棵老树的树根上歇息,研究脚底细小的雏菊。等我再抬起头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男人,一个流浪汉出现在我的面前。阳光的碎屑落在他的脸上,可以看到他多日未修的短髭凌厉地树在他瘦削的下巴上。他的鼻子肥大,有些鹰钩鼻,眼睛黑得仿佛吸收了所有光线,不再反射。他背上软塌塌的背包、他小麦色的皮肤、他在脑后扎起的深色的头发、他藏在浓密的眉枝下的眼睛,都给我一种忍耐的印象。
他在我面前徘徊了一会儿,下定决心般站定,对我说:“您好,请问您知道哪里有水吗?我已经走了一整个晚上了,没有停过脚。”
我点点头。我记得我路过一口废井。
我和他在井旁坐着。我看着他艰难地提上一桶水,然后一口饮尽。他的前襟被漏下来的水打湿,隐约透出他深色的胸毛。
他很礼貌地向我道谢,这可能是他的某种习惯,显示出他的教养和一丝若有若无的不安。
不知为何,我坐在他旁边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从他身上传递出的忧郁与迷茫。他的这种气质甚至影响到了我,我开始紧张起来。我突然想起我是和一个陌生人在一起,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我觉得他不是本地人,甚至不是法国人。他的法语带有口音,虽然轻微,但是难以掩盖。他的影子落在我身上,像水浇灭了我原先的兴奋。我想回家了,想回家坐在书桌上看我的书,上面有稻田与稻草人的插图。我又想到家里人发现我消失后的惊恐,父亲会愤怒而焦急地派人去找我,像是找一位越狱的囚犯,而母亲则会哭泣,好像她的生命被我带走了。
我开始后悔,却不敢回去。
“先生?”我试图打破沉默,以便于我打破由于想象而制造的恐惧。
那个流浪汉转过头用他那双漆黑的眼睛看着我。
“先生,您是这里的人吗?”如果是的话,您可以送我回家,并说服爸爸不要因为我的离家出走而惩罚我吗。
他摇摇头。我确定我脸上的表情和他的一样悲伤。
“那么,您是法国人吗?”
“不,我不是法国人。”
“那么……您从哪里来?”
“我不知道。”
他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像个孤魂野鬼?童话书里的孤魂野鬼都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如果一定要问我的话,从一切没有战火也没有硝烟的地方,那里是我们这族人的寄居地——但是由于是寄居,那里也没有永久的和平。”
他说话慢吞吞地,像是在叹息。我觉得他像个诗人。诗人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的:叹息、神秘、流浪。
(普鲁维尔先生,这个人很像你。
哦?那岂不是很讽刺?毕竟我并不认为我像他,我知道我的家在哪里。
至少你和他一样在流浪——你现在在希腊,不在法国。
我是被迫流浪的,他不是。他生来就在流浪。……哦,天呐,你说得对,这是个假象,假象……
普鲁维尔先生?我并没有说话啊。
你说得对,我像他,我们都像他……这是某种诅咒吗,流浪?他是个犹太拉比。)
“我属于一个国度,却因被选中而无法回归其中;我居住在一个国家,却因乡愁而无法归属其中。”
(他当时念的这句诗,亚历山大,你觉得是不是很像一个预言?是的?我们是革命者,我们“被选中”,我们被祖国驱逐;在异国他乡,“乡愁”使我们频频回顾。我想家了,我无论如何都要回去的。我的朋友死在这里,我要带他们回家。啊,亚历山大,我们为了返家,必须在许多愚蠢、屈辱的事物中摸索着通过去才行!没有人引导我们。唯一引导我们的,就只有我们的“乡愁”而已。[ “啊,亚历山大……就只有我们的‘乡愁’而已。”改自黑塞《荒原狼》。])
“您不如在这里歇歇脚吧。反正您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
他笑得有些疲惫。
“不,孩子,我得继续走。我不能住在不是我的家的地方,这种留宿对我而言是一种难以承担的好意。我不知道我的目的地,但我至少知道应该向前走。而且,我的时间不多了。”
过了一会儿,他站起身来向我告别。他说他很喜欢法国,这里有流血的肉身和不羁的灵魂,还有鲜花以抚愈伤痛。他们那里则什么都没有,因为鲜花不长在焦土和石砾之上;而由于不存在歇脚处,他们那里也没有血肉之躯,只有四处流散的影子。
我看着他消失在田野尽头,无数的燕麦掩映起伏,形成许多波澜。我突然想起希腊神话里的长春花平原,死去的人都会到那里去。那里没有痛苦与仇恨,也没有欢笑与热情,只有无穷无尽的悲伤,静悄悄的、灰色的悲伤。
我在原地坐着,思索他的言辞。他那双黑洞似的眼睛盯着我的思想,仿佛看透了它一样。我无法将这双眼睛驱逐,于是我害怕起来,开始往回跑。后来的事我就记不清了,我蜷缩在院子里的葡萄藤下,方才经历的一切似乎不过是一场梦;然而我的身上全是泥水,我的父亲愤怒地将我关了一个月的禁闭。
可是我忘不掉那个流浪汉离去的背影,他的旧式衣衫,他的长头发,他的空荡荡的背包,他一无所有的神情。
——单恋故乡而永远得不到回报的屈辱。
(普鲁维尔先生顿了顿,转身看向书柜上的书。隔了一会儿,他侧过脸来,于是他的左半边脸被烛光照得红红的,而右半边脸仍然沉在黑暗里。)
我后来去了巴黎,再也没有回到南方的家乡。1820年阿图瓦的黑色恐怖期间,我逃到希腊,参加了希腊人民起义。我的所有朋友都战死了,除了我和格朗泰尔。都死了。那致命的一战的前一夜,我们像在巴黎的时候一样,挤在一个屋子里——就是这间屋子——聊天,彻夜未眠。我们依次朗诵诗歌。到了我的时候,我开始背诵拜伦的诗歌。
(他开始背诵拜伦的诗歌,犹如回到了那一夜。他的脸上洋溢着激动与自豪。)
“本国既没有自由可争取,
为邻国的自由战斗!
去关心希腊罗马的荣誉,
为这番事业断头!

为人类造福是豪侠业绩,
报答常同样隆重;
为自由而战吧,在哪儿都可以!
饮弹,绞死,或受封!”
但是我们被出卖了。第二天,土耳其军队在我们和友谊社成员回合的时候杀了过来。由于时间匆忙,我们的街垒和纸一样不堪一击。一个连的土耳其军队。街垒被攻破后,他们开始进行屠杀。血流遍地。我的朋友们,在我的身边,被刺刀刺死。我和他,这个眼镜的主人,跑散了。当我再看到他时,他身上被刺了三刀,已经凉透了。……够了,我不想再说了。你走吧。
——还有一句,我在很久以前问过他人为什么要活,他回答我,哦,热安,为了死。
好了,晚安,亚历山大先生。



那滩黏稠的烛光在我背后消逝了。我迎着月光回家。两侧的白墙上长着许多叶子花——它们灿如朝霞的花朵并不是花,而是些不甘沉沦的叶子——然而在黑暗中失却了它们的颜色,都变得惨兮兮的,呈现出一种浑浊的灰色。我忽然也有了一种迷路的感觉,仿佛彷徨在长春花平原。
会不会,那时,我变成了童年的他,而他,变成了那个流浪人?
不,不会。我不是他,因为我平庸、自以为是,是个拙劣的猎人,企图无代价地猎取神话和诗歌;而他,他不是那个消失在田野尽头的幽灵,因为他有血有肉,他写作神话,并为之战斗。他的爱经历过三个伤口,至今还在流血。
幽灵注定淹留在没有情绪的长春花平原,永远彷徨在明暗之间;而普鲁维尔先生,他向黑暗里沉没。所以他拥有了黎明。

普鲁维尔先生在1847年回到法国,并参加了来年的二月革命。据说他和一些学生一起高唱马赛曲,大概不像他在希腊吹笛时那样悲伤迷茫。他在游行时被保安警察击中,继续向前走了五米,然后猝然倒下。
据说他死的时候带着笑,那种,“终于——”式的微笑。

后来我还去过他曾经的那个屋子,那里已经荒芜了,长满了藤蔓植物。那个酒鬼回来了,这让我感到有些惊讶。他参与了两场革命,都没有死。而其他人都死了。这是某种诅咒吗,活着?据说他把普鲁维尔先生的尸体带过来了,因为普鲁维尔先生的上衣口袋里有一个纸条,上面写着
“请将我和公白飞埋在一起 不胜感激
J.P”
他仿佛预感到自己的死亡和格朗泰尔的不死。

对了,还记得我说过我也很崇拜格朗泰尔吗?我在他回到迈索隆吉翁后去找过他。但是他只是喝酒,甚至比以前喝得更多了。他似乎并不介意别人靠近他,或者向他抛出数不尽的疑虑;但他永远不作答。——除了一次,当我问起他一直面对的那块伤痕累累的墓碑时,他开口了,但更像自言自语:
“你不曾看见,我没有过错或改变。”

那片墓地里永远摆着向日葵,而这个法国人坐在向日葵围成的圆圈里喝酒,一言不发,像是在进行某种古老的祭奠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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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去来 Chapter3

安德洛斯那天写信给我,让我写几篇关于普鲁维尔先生的文章。普鲁维尔,这个带着西方情调的姓氏,还有他那股神秘的气质,早已在我的内心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我认识他,是因为我年轻时喜爱作诗,憧憬西方文化。希腊,在土耳其的统治下生活了太久了,已经逐渐与她的子嗣脱离联系,像位衰老的母亲,目盲耳背了。
我那时颇自高,只顾模仿西欧国家的诗人,浪漫、相信感觉,随时准备起义。我学法语、英语,甚至向往法国的弗里吉亚帽。现在想起来真是好笑,不过谁没有这个阶段呢,幻象自己是为骑士,骑着破马冲向风车,营救困在城堡里的自由公主。总之,我对普鲁维尔先生很是崇拜(当然,另一位叫格朗泰尔的法国人,我也很崇拜他,只是他宿醉的时候多,清醒的时候少,我没什么机会和他交流——再者说,他永远只会嘲讽你、嘲讽整个世界。一种独特的哲学,以后会征服世界的),我二十,他四十余岁,正是老革命党人的标准年龄。我还听说他参加过不止一次起义。我一直想知道他的故事,只是没有好的时机去问他罢了。


在我的记忆里,普鲁维尔先生的房子从来不会充满光线,无论是阳光还是烛光。外墙上总是覆盖着门前橄榄树浅浅的影子;而屋内,书影幢幢,橄榄的甜味和苦咖啡浓郁的香味交叠在一起,像雾气一样弥漫在四处。

我曾经在一个秋夜拜访过这个屋子。那时候,我放假回家,在家里无所事事。白天,由于喝了过多的咖啡,到了晚上,无论我如何躺在床上,试图召唤睡眠,这个平日里常常不请自来的精灵,竟屡屡爽约。窗外的鸟聒噪不堪,加重了落在我身上的烦躁。
屋内的灯,外面的灯,都灭了。只有我一人醒着,盯着高高的月亮。这种对视给人一种冷漠而寂寞的感觉,而且疲惫,你的大脑已经疲惫了,但是你的眼睛依然活跃,像是两个正午的太阳照在干渴的大地上。
于是我坐起身来,点灯。
昏黄的火光迅速吞没了整个房间。烛台的阴影落在床头的两本诗集上。有一个想法突然穿过大脑,然后湮灭了。我的目光移向他处,试图寻找。
我找到了。

我几乎是凭着感觉走到普鲁维尔先生的房子的。
光线从他的窗子里溢出,浓稠,像糖浆那样。我看到他的影子斜倚在窗棂上,微微晃动,和树叶一样,安静极了。有微弱的笛声传出来,没有被风吹散,而是坚强地、固执却轻柔地进入你的耳朵。
那首曲子我似乎听过。后来想起来,我才意识到他吹的是马赛曲。我头一次知道这首曲子可以吹得这么悠长悲伤。

我很小声地敲了敲门。笛声戛然而止。
里面传出普鲁维尔先生的声音,但是是法语,说的是“对不起,格朗泰尔,我不吹了……”轻轻的,红着脸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反应,只好继续在门前矗着。隔了一会儿,我再次敲门。
咳嗽声。
“不是格朗泰尔吗?噢,不好意思,请进。”希腊语。
这句“请进”说得过于温和,甚至带着一丝法国口音,使我不免怀疑他是否知道门外站的是谁;抑或他对每个人都这样,甚至是强盗,小偷。“噢,不好意思,请进,我一无所有。”


他看到我的时候,露出了轻微的惊讶,不过一闪而过,很快地消失在他低头时的阴影里。但是我看到他时的惊讶持续了很久。
我看到他戴着眼镜。
那副眼镜破碎、古旧,依稀残留着一抹红色,但是很干净,给人一种经常佩戴的印象。
“亚历山大?这么晚了,你到墓地这里来,不害怕吗?”
他说,“你到墓地这里来,”而不是“你到我家来”。
我摇摇头。
“可是,普鲁维尔先生,我想听听你的故事。”

普鲁维尔先生给我的印象永远是那个身上泻着阴影的异乡人,永远在流浪,永远在准备开口,但是欲语还休,微笑,温和而缄默。我想象他在一个晴天,坐在窗下,衬衫解开两个扣子,那副破碎的、残留着血迹的眼镜像支断续的歌谣在他的领口晃动。忽明忽暗的书页上有着斑驳陆离的阳光,边角处密密麻麻地写着法文,如同执拗的、不愿离开的灵魂絮语。
几天前,有传言说,他要离开了。至于理由,含含糊糊,似是而非,说是什么法国革命,又说什么他的老相识还活着。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会在失眠的时候想到他:他突然决定离去,像我的睡眠一样,将只留下空无一物的时间和杂七杂八的、流言蜚语式的混沌。
他固然是一位富有魅力的人,他有诗人的柔软和革命者的坚定;同时神秘,这种神秘也许来自他的柔软。他的一切,过去、现在、未来,都被他深深地藏在他深陷的眼窝里,不让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不喜欢他,却也没有一个人真正了解他,他像只孤独的夜莺,背对我们,独自拥抱着自己的荆刺。我们只能看见他羽毛上的血迹、听见他哀而不伤的歌声。


“我的故事?我的什么故事?”他靠在桌子上,看着他的长笛。
我指了指他夹在领口的眼镜。他笑了。
“如果我不想说呢?”
“哦,普鲁维尔先生,我们都知道,有些事,说出来就好了。”我带着我的(天呐,现在想起来真教人尴尬)自以为洞察一切的语气。
他做出了一个反驳的手势。
“是吗?”他向隔壁努努嘴,“真的会好吗?有些事,必然归去。”
“为什么?”
“因为它们会往复。我不想自己说出来。那会使我疲惫。”
“躲避这个轮回,会不会更疲惫呢?”
他抬起眼睛,越过我看向墙壁。
“我没有躲避。巴黎正在革命。这就是我离开的原因。”
“那么你为什么来呢?也是因为革命吗?你从巴黎,到了这里,到了迈索隆吉翁。拜伦爵士就是死在这里的。”
“哦,是啊,拜伦。”他转过身去,走向他那面墙一般的书柜。“‘……够了,够了,只要我知道我的所爱,我的心上人竟和泥土一样烂掉;又何必墓碑给我指出,我所爱的原来是虚无……’”
我站在烛光后,等着他在书柜造成的黑暗里继续说下去。但是他没有说他的青年,而是更早,早得连他的记忆都是灰色的。他开始叙述他在童年家乡的稻田里迷路,与一位流浪汉相遇的故事。